读到优秀的历史考证文章，往往有如读侦探破案的福尔摩斯故事一般，在解开谜题之余，也能达到“取一瓢饮”而窥知大变局时代内幕的效果，令人击节叹赏。陈晓平先生的新著《近人近事探案集》就是这样一本有问题意识、论证严谨、结论经得起推敲的历史考证文集。

  近代史的同类考证文集可以说多如牛毛，但陈晓平这本文集我读完之后却发现有与其他近代史论文集不同的地方，它有别于传统的近代史叙述视角，打开了一种独特的华南视角的中国近代史，完全不同于以往以朝廷政治活动为核心的叙事视角。过去我也读过叶曙明先生的一系列突出广东地域特征的著作，但叶先生的视角更接近广东史、地方史，与此书尚有较大差别。

  陈晓平先生在从事文保工作的同时，积极投身近代史研究，他擅长结合文献档案、田野调查、老照片等材料对史事进行考证。他的研究带有浓烈的华南视角与历史人类学的方法，这与学院派的历史学华南学派遥相呼应。陈晓平认为，中国由一个个区域组成，每个区域各具特色，都对“全局”有所贡献，区域研究要摸清区域内部的结构与变迁，在此基础上做“跨区域”研究，并将区域与“全局”的联系揭示出来。区域研究与“全局”研究同样重要，不了解区域，也无法了解“全国”。如史学家刘志伟所说，没什么“典型”“代表性”，有的是一个个独具特色的“区域”，区域的划分也不必固定，可根据研究选题而调整，甚至跨越国界。社会史的研究，不存在什么固定的“中心”与“边缘”之分，每个学者所深耕的区域就是“中心”。华南区域研究，是视野的拓宽、史学方法论上的创新，并非要以华南作为什么“典型”，更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地方史”研究。

  过去对于近代史华南区域的评价，无非是“接触西方文明较早、得风气之先”这样笼统的概括，但要追溯近代华南为什么出了那么多人才的原因，就不能不研究华南区域有别于其他区域的内在发展特征。这种特征还可以追溯到大航海时代，今天已有历史学家指出，研究近代东亚历史不能局限于国别史，而是要将中、日、韩三国纳入世界大航海时代的背景下，考察东亚国家在应对大航海这种新的全球化大变局时各自做出的独特应对方式，德川幕府采取了“锁国”，而清朝采取了广州一口通商，并由“十三行”垄断对外贸易的模式（参见岸本美绪《风俗与历史观：明清时代的中国与世界》）。“十三行”与买办阶层在广东的出现早在近代史以前，陈晓平在此书中对于广东买办阶层的人物关注较多，也非常能代表华南视角的特点。

  譬如本书开篇关于邓世昌的三篇考证文字中，最有力度的是《邓世昌家世新说》，作者研究邓世昌的家世背景，发现关于邓世昌父亲是谁这样的一个问题，家族后人与学术界说法互相矛盾，并开始探究真相及其背后的原因。作者发现邓世昌家族后人刻意将邓世昌的叔父邓焕芬作为邓世昌的父亲，这种“移花接木”其实就是为了掩盖邓世昌之父洋行买办的身份。邓世昌家族原是珠江口引水员，后来做报关行、揽载行生意，均与航海、贸易有关。邓世昌小时学英语，长大投身海军，与家庭背景息息相关。

  买办群体在清末社会被视为贱民，即使家财万贯，也会遭乡里歧视。这个群体本身也是极为复杂的，他们具有放眼世界的新视角，容易接受西方新事物，并主动让子女接受西式教育，但也有投机分子、阴谋家。他们是最早推动中国近代化的民族资本家群体，陈晓平考证了不少进步买办的事迹，如郑观应、唐廷桂等，他们不仅推动了中国近代工业化的进程，也是最早的社会慈善家群体。这些买办还具有鲜明的民族意识和高度独立性，时刻维护华人尊严与利益，如郑观应曾在广州领导1905年美国华工禁约运动，成功协助粤汉铁路招股。唐廷桂则在上海领导华人抗议公共花园“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运动。另一方面，买办群体中也有不少投机分子、阴谋家，譬如金庸小说《鹿鼎记》中“韦小宝”的原型韦宝珊就是一个香港华人买办，后来被港英政府封为爵士（韦爵爷），经陈晓平考证，韦宝珊既为清廷效力，又加入反清团体，多方投机而没有失手，兴中会第一次广州起义的失败，韦宝珊有重大的告密嫌疑，并且还有协助暗杀兴中会首任会长杨衢云的重大嫌疑。

  具体到一些思想潮流，华南能开风气之先，也有着完全不同的传统因素。张竹君是我国第一代女性主义运动领袖之一，作为科班出身的女西医，她从广州来到上海，充分的利用“粤沪新人网络”，从鼓吹女性主义转到脚踏实地的女性公益活动，对上海近代社会贡献甚巨。陈晓平很重视张竹君的出身背景，其中有无法替代的华南因素。张竹君出身于“十三行”茶商家庭，家族与外商频繁接触，眼界非一般人家可比，子弟多接受中西兼修的教育，不以科举为目标。张竹君奉行“不嫁主义”，主张女性自立自强，跟她成长的地域有重要关系。她的家乡沙湾所在的番禺禺南地区，与相邻的顺德、南海、香山各县，乃是“不落家”“守清”与“自梳”风气最为盛行的地区，三者具体形式虽不同，共同之点是女性拥有独立的生存空间。元老胡汉民也是在张竹君的影响下，热情参加了男女平权运动，并亲自主导了1930年起草的《民法》中最早确立了男女平权的法律原则。

  语言是认识历史情境的重要载体，此书考证“国父”孙中山与“国母”宋庆龄相互之间交流所使用的语言的文章，具有着强烈的问题意识，因而能在不疑处有疑，做出令人惊奇的考证。“国父”与“国母”相互之间不讲“国语”，而是以英语为主要交谈语言！陈晓平这个结论非常出人意外，却又全部符合特定的历史背景。近代中国历史上以北京话为主体的“官话”并不普及，会讲“官话”（或“国语”）的人并不多。即使是一时的风云人物梁启超，面见光绪的时候也因为梁的一口广东味“国语”而导致交流失败，光绪帝一句话也没听懂！孙中山母语是广东话，宋庆龄母语是上海话，用这两种话交流是“鸡同鸭讲”，但好在他们都受过良好的西式教育，因此英语成为交流的语言也就是必然的选择了。在民国初期，官方甚至有过一段时间“国语”和“粤语”并用的时期，中国地域广阔、语言多样，“十里不同音”，尽管几千年来“书同文”，但作为近代民族国家必备条件的“国语”，此时还不具备普及的条件，这更加突显了近代中国走向民族国家道路的曲折和漫长。这篇文章背后蕴含的中国近代史的华南视角和西方化视角的特征，值得玩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