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 《翻身》：土地改革中一个美国人的亲眼所见

　　我在《红军为何需要打土豪，土豪的钱不是辛苦挣来的嘛?》一文中说到过：1947年10月，中央颁布《中国土地法大纲》，解放区土改运动如火如荼。这时，在北方大学任教的美国人韩丁（William Hinton），主动要求参加土改工作组。韩丁抱着极大热情的韩丁随着工作组到了山西省潞城县张庄村，深入土改第一线，客观记录下了张庄的土改全过程，对“地主到底有没有招惹到我们”这样的一个问题做出了让人信服的回答。

　　《翻身》全称是《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应该说，《翻身》是一部伟大的富于史诗风格的作品。它有冷峻的现实描述，也有温情和深邃的思考。

　　早在1948年春天，韩丁就搜集完了《翻身》的素材，有足足二十斤重。然后韩丁独子背着这些材料，徒步翻过了太行山，在半路上有飞机来轰炸了，他就爬在材料上，用自己的身体保护这些材料。等这些材料被带到了美国，又给美国官方查禁起来。

　　据韩丁的外甥阳和平回忆，韩丁怕他从土改时期保留的路条成为美国当局问罪的借口，在入境前找了个机会到厕所把路条嚼碎后咽了下去。但是他带回的所有在中国写的土改时期的笔记都被当成“颠覆性”资料没收了。当时很多美国政客为了获得更加多的选票，在麦卡锡时代纷纷把自己打扮成急先锋。南方主张种族歧视政策的国会参议员特（James Eastland）就抓住刚刚从“共产”中国回来的韩丁开刀，传票要他到华盛顿去辩护自己的所谓“反美”活动。当着被邀请的大量新闻界人士，韩丁被追问是不是人，拿着韩丁在中国身穿像是军装的照片问他是否在“共产”中国服了役(如是即可定为叛逆罪，丧失美国国籍)，问他是否要用武力推翻美国政府等等。

　　韩丁为了这批材料，和美国当局打了好几年官司，几乎倾家荡产，才把材料弄回来。再经过长时期的构思和写作，等到1966年，《翻身》才终于出版。这其中经历了十八年。要把《翻身》比作一个人，那从怀孕到出生，足足用了十八年，哪吒也不过如此吧。

　　韩丁在《翻身》中记载的张庄群像很具体、真实，却又能串联起来，成为当时中国农村社会的一个横切面。

　　要在张庄收租逼债，除了鼓吹圣贤的说教以外，还必须借助更为具体的制裁办法。村政府就是地主赖以统治的一根更为实际的支柱。它有征税、拘捕、鞭笞、罚款、甚至处决人的权力。这个村政权的机构并不复杂。为首的是村长，下设几个副手，其中有负责登记账目、起草信札和发放牌票公文的村文书，主持摊派徭役的公多员;还有专管拘捕、处罚和看押班房的村警。这些职务，没有一个是领固定薪金的，可是担任这些职务的人，总能想办法弄到现洋。为了能够更好的保证这些官吏们能够行使职权，村里一直设有保安队。它号称有几十条步枪，逢到有事，就由那些经常很少有活干的青年人挎在肩上。这些人有的是为了领到一点粮饷，有的是为了分享一点小恩小惠，有的是为了吸上儿口“料面儿”(海洛英)，有的是为了行凶抢劫、奸妇女。地主绅就依靠这帮人来推行自己的意志。

　　无地的穷人迅速增多，使地主能够提出更节刻的租佃条件，征收更多的地租，抬高利率；使粮商们能够在收获季节压低收购价格,而在冬、春两季则把粮价抬高；使商人能够扩大农产品与工业品的差价。不仅雇农和佃农，就是有地的中农也感到压力慢慢的变大。为了勉强糊口,他们必延长劳动时间,起早贪晚，拼命干活。即使这样,还是难以维持生计,只好目益频繁地求助于债主。可是一背上了债务，便再也难以挣脱出来。在张庄，没有欠下相当于几年收人的债务的人家，简直是例外。人们都说:“穷人生下就欠债，娃娃满月时，全家都想庆祝。为了包顿饺子做点吃的，就得出去借钱。娃还不会坐，已经欠下地主一笔债。等他长大时，利息都扛不动了。”

　　在农民之间，为了茅房的使用、树木的归属、地界的划分、妇女的占有和其它许多事情，经常会爆发激烈的争吵。农民要是得罪了村里当权的人，那就非吃亏不可。仅从张庄的生活中举出一件小事来，就足以说明这样的一个问题。李宝玉是个颇为富裕的中农，又是个布贩子。有一天，他发觉邻居家的小曾时常乘他外出买布的时候和他老婆一起睡觉。由于自己年纪大些，不象小曾那样身板结实，他就跑到村公所去控告。经过一番调查，证明他控告属实，村长就下令将他老婆和那个相好的抓起来处以鞭刑。打完了鞭子，又把两个人吊起来，在村公所的墙上整整吊了八个小时。事后，村长又罚了他们每人几块银元。因为宝玉媳妇自己不存在私房，只好由李宝玉代付罚金。从那以后，小曾照样和他老婆私通，可是李宝玉却不敢再告了。他哪里舍得拿出更多的银元啊！

　　招收教徒的第三种形式是办育婴堂。这是教堂旁边的一组建筑物。农民们因为成年累月都要在饥饿线上挣扎，碰上水早灾害自己都难兔一死，就更不可能养活所有的孩子了。男孩长大之后，可以留在家里供养父母，因此千方百计要把他们扶养成人。至于女孩，养活她们十二年，到头来只能卖得几袋粮食，或者通过出嫁换回几块钱的彩礼。因此，每逢荒年，人们往往就把她们遗弃，甚至刚一出生，就把她们弄死。张庄的育婴堂就是专门收养这些弃婴的。开始是将扔在街头围间的小孩收容回来，后来就变成直接从父母那里接收婴儿，甚至出一点钱怂恿母亲们抛弃自己的女孩。小孩们一旦成了教会的财产，就被寄养到奶妈那里，有时也交给她们的生母,直到断奶以后才由教会收领回去，遂渐培养成天主教徒。

　　这些女孩从很小的年龄开始，就被迫从事清扫、烹饪和缝补等劳动。她们产出的东西，有一部分送到集市上卖掉，为育婴堂和教堂提供一项收入来源。她们靠每天长时间的劳动来养活自己(年龄较大的女孩每天差不多都要干十二至十四小时)，等长到十岁刚一出头，就以一笔数目可观的钱卖给本地的小贩、商人、农夫和兵士。这么一来，教会不但财务上得到了好处，而且又招收了新的信徒和一代未来的教民。因为男入们如果想在育婴堂里找一个老婆，就得答应入教，结婚以后生下来的孩子也一定要保证信教。

　　在张庄，管理教会财政事务的机构名叫进行会。这个组织表面上是辛亥革命以后建立起来的一个赈济有困难的教友的总善机关。它对入教的农民说，只要肯向会里捐助款子，上帝必然赞美，他们死了就可以早升天国。……开始时，全部捐款只有三吊钱(略等于三分之块银圆)。进行会把募集到的这笔钱以三分月息的高利放出去，赚到了钱就置办田产。那些还不起贷款的人只好被它夺去土地。到三十年代末，进行会占有的土地已达到一百八十亩，它向二十五户佃农收取粮租，向其他三十二户榨取利钱，成了村里首屈一指的大地主。进行会在发放贷款时附加着一份全区统一的借契。借契上的一些苛刻规定，就连地主——高利贷者们一般都不采用。它的第六款上规定，拖欠债务者必须替前去收债的人负担路费。路费按每十里收大洋两角计算，如果要过夜，还要另外负担食宿。第七款上规定，一切过期未清的债款要复加五厘月息，而且要本利相滚。进行会存在的最后几年里，全张庄一共有三十二户人家欠它的馈款。其中三户为着还债典光了土地，另外三户卖掉了房子，还有三户被它硬夺去了土地。其他一些借户只好卖掉儿女和牲口来还债。……农民们给它起了一个外号，助做“剥削会”。

　　张庄那些搞地下工作的年轻人，除了收集粮食和被服，搜集情报，经常进山和在贫瘠的土地上辛苦劳动谋生以外，还抓紧一切时间学习政治。县领导认为,将来这些人在村里的改革中是核心，想要提高他们的革命觉悟。在敌人控制不了的解放区里，这一点是通过各个武装部队、政府机关和群众组织日常的学习达到的。此外还建立了一些正规的学校，吸收优秀的战士和有实际在做的工作经验的干部到那里学习革命理论。对于地下工作者来说，这种有组织的学习就困难多了。他们至多只能寻找机会和区长谈话，从他那里学习当前正在进行的持久战的道理，学习这场战争所需要的各阶级统一战线的道理，还学习预言在胜利后将要实现的新民主主义的道理。区长送给他们一些有关这样一些问题的著作。虽然他们都没什么文化，但还是尽最大力量攻该这些书。于是他们开始懂得象阶级、劳动创造世界、社会发展史以及决定中国前途的土地改革的必要性等基本观点。

　　新当上副村长的张贵才忍不住了，他蹦了起来，给了郭德有一巴掌，说道“告诉大伙儿，你偷了多少东西?”

　　这一掌惊动了衣衫褴褛的人群，好象一股电流使每块肌肉都收缩了似的。村里人还没见过农民打村长，大伙不由得吸一口冷气，其中一个老汉甚至还清楚地尖叫了一声。……场上的人就象看戏似的都出神了，但他们还是没意识到，若想把戏演下去，他们自己也得上台，要把心里话讲出来。谁也没有主动接上张贵才的话头。

　　那天晚上，张天明和张贵才从村子各处召集了一些贫农，想弄清到底是什么原因阻碍他们出来说话。没过多会儿，他们就察觉缺陷的根源在于人们有顾虑。当时，地主分子和以进行会会长王贵景的儿子王恩保为首的区党部已经比较清楚地预料到了将要发生的事情，并采取了有力的步骤,转移目标，破坏对他们的斗争。他们散布谣言，说什么阎锡山不久就会在日本人的援助下打回来。……待锡山的军队回来就要把他们枪毙。在恐吓的同时，他们还污蔑和诋毁抗日运动。他们造谣说，解放区实行共妻，袭渎祖坟，老百姓都吃大锅饭。他们还狡辩说，和日军合作实际上就是抗日，伪军暂时向日军届服是曲线救国，日军最后投降不就是证明吗?……所有这些活动不是没有效果的。许多本来很想斗争汉奸的农民，这下又犹豫起来，不敢采取行动了。他们担心，没有皮靴，没有钢盔、没有重武器的八路军不能保住这个地区。

　　后来，成百的人控诉了汉奸头子及其帮凶的罪行。张庄一位妇女讲了她的儿子是怎样被杀害的，当她讲到保安队如何把她儿子捆起来塞住嘴扔到井里时，已经泣不成声了。群众中也有不少人跟着她哭起来。

　　郭春旺虽不是村里最富的人，可是心眼儿却最坏，他和“智多星”周梅生往来甚密，因此也沾上了汉奸份儿。更重要的是，闹荒那年，他家饿死过长工，而他反面把粮食囤积起来，高价出售，进行投机。……开小会的时候，民兵们把郭春旺逮捕了，并且抄了他的家，搜出几干厅粮食，其中有不少已经发霉了。开大会那天，这些发了霉的粮食在院子里堆了一大堆，它们本来可以保住几十个人的生命，现在却堆在那里散发着臭气。前来控诉的人们踩着粮食走到院里，后来院子挤满了，有人便坐在粮食上面。大伙闻着那股臭味，看着这堆粮食，想到多少人就因为几厅粮食丢了命，不由得激起了满腔怒火。粮食旁边还摆着两盐水，这是由于藏的时间太长，盐粒都因潮湿而融化了。在贫雇农们几个月吃不上盐的时候，郭春旺却把盐自白糟蹋掉了。

　　在斗争周梅生的过程中，没有一个人站出来为他辩护。当村里的新于部刚开始领导群众斗他时，那些曾经支持他的地主就毫不犹豫地把他抛弃了。他们怕给我们自己所带来麻烦，都假装跟他没关系。可是孙神父就不那么容易被孤立了。……当八路军战士进了村，并顺着山沟向前推进时，孙神父逢人便说:教会和教徒大难临头了。他在讲道时候预言要“变天”，宣称:“八路军不过是一帮土匪，他们不信上帝，反对天主教，拆寺庙，砸苦萨。他们脚上连双鞋都没有，怎么能呆得长呢?不久中央军背定会打回来的。”

　　“说实在的，谁也不知道上帝是怎么回事，谁也没见过上帝。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不是到底有没有上帝，也不是只有一个还是几个上帝。现在的问题是，孙神父这个人勾结了鬼子，以保护你们的财产为名勒索了你们的钱，为迫使全村人教而不择手段，在各方面歧视穷人。”就连最忠实的教徒也被他这段话打动了，他们渐渐回忆起孙神父所干的一桩桩坏事，几小时之内就控诉了他六十多条罪。

　　“你光会叫旁人受苦受难，”郭真宽喊道，“你说穷人应该挨饥受冻，不能生气，不能越轨，那你自己凭什么天天吃肉吃白面?不合你的口味还得厨子重做。你每天夜里跟修女睡个被窝，自己不于不净，还叫旁人讲德行。自己享着福，硬叫旁人都受苦。”

　　很多人也许觉得一个小小农村的地主能有什么剥削人的手段，无非是通过土地压榨农民而已。但是读了这本书，单从张庄的首富地主申金河的生财之道中，读者就会有非常深刻而又直管的感知：

　　第一：申金河的基础资产为一百四十亩好地、两个长工、若干短工、两头大牲口、一群绵羊和几头猪，还有两个放羊的小孩。

　　第二：酿酒。申金河开了一间酒坊。每斤酒的成本约合大洋四角，售价六角，酒坊日产一百斤。每天的利润就是二十块。此外，酿酒剩下的酒糟用来喂猪，也降低了成本。

　　第三：放高利贷。放高利贷由申金河的老婆实际掌管，给那些急于用钱的农民，月息高达百分之五十。当然，放债要抵押土地、房产、农具、牲口、包括妻子和小孩。大多数农民还不起钱，自然这些农民的土地、房产、农具、牲口、包括女人和小孩，都归了申金河。

　　第四：兴办“慈善组织”。申金河本人组织了一个叫“北老社”的慈善组织，其表面上的智能是负责办村学、借钱给有困难的社友、提供保险金一类的救济活动，此外还要主办农村的敬神活动。“北老社”的物资和款项大多来自农民捐款捐粮，“北老社”还有二十亩地，也由申金河一人掌管。然后每年张庄要举办一次庙会，要请戏班子来唱戏。申金河负责这场庙会的所有收支，而且其账目是不公开的。很容易在其中捞外快，农民也不敢说什么。“北老社”每隔四十年还要组织一次特大赛会。申金河自己后来交代,单从一次赛会中，他就赚了五百多块银元。

　　第五：宗教控制。包括张庄在内的三十个村子有个叫“孔圣道”组织，张庄绝大多数人都信“孔圣道”。这个组织要定期为道友们主办酒席，当然，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些费用也是道友分摊。申金河首先借助酒席开销，在其中牟利。还有，申金河自称他有一套安排和死人谈话的本领，所以会给道友法事，从中收费。比如，人们只要交足一定的钱或粮，就能够最终靠神婆同自己去世已久的父母进行谈话。这叫做“圆光”，也可以同刚死的人间接对话，这叫作“回映”。

　　第六，政治捞取。申金河是张庄村长。逢年过节接受请客送礼，调解诉讼时偏袒受贿这些不说，单他利用收税牟利就已经有很大笔收入了。比如县长向每户派征七斗粮食，经过申金河手就变成了十七斗，他把七斗上交，剩下十斗便归自己了。而且，申金河收税，横征暴敛，哪怕土地收成不好，卖儿女也得交他的税。

　　此外，张庄驻扎着军队。老百姓还得供养那些动不动便闯人民宅要吃要喝的官兵。申金河把当官的请到家里，招待他们吃白面饺子，吸最好的烟。这些花费他都在公款里报销了。

　　第七：巧取豪夺。申金河看上了老汉韩生在村东头的三亩上好的地，有一回韩生因有急难向申金河借了二十六块钱，三年以后，韩生已经还不起连本带利的数目了。于是申金河就把他那三亩地连同刚打下的庄稼都霸占过来了。

　　中农师四孩向申金河的“北老社”借了二百五十块钱，过了两年，无力还债，结果把自己的三十六亩地、十一间房屋、驴子和大车都给了申金河。师四孩家的那些土地，在落入申金河手里以前已经种上了庄稼。申金河打算卖掉这块地，可是因为要价太高，没人能买得起。他宁愿让杂草荒了谷苗，就是不许师四孩种地，硬是毁了一季收成。

　　申发良的父亲为了给害病的老婆抓药，向申金河借了八块钱。他没有可抵押的土地，就把儿子申发良抵押给申金河干活，并签了七年契约。七年过去以后，申金河以疾病、工具损耗等理由算账，申发良家居然还多欠了几倍的债。他只好扒掉自己的一部分房子，卖了木料赎身。

　　富农裴虎义有八十亩土地和二十间好房子，被申金河惦记上了。申金河为此怂恿裴虎义抽上了大烟，然后又劝其加入轮借社，最后把裴虎义的家产全部套走了。

　　这仅仅是华北平原上一个小小村庄，只有一百多亩的小地主。更可想而知那些大地主，大土豪是如何通过残酷地剥削而生财了。所以很多人为解放前的大土豪翻案前，真的可以读一读美国人韩丁的这部写实著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