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瑞卿同志是我国人民大将，我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在廉洁自律方面，罗瑞卿可谓榜样，他的秘书罗家祯回想：

　　罗瑞卿同志1949年6月从戎行到公安部任职，1950年住所迁至南池子缎库后巷甲1号。这，是一个独门小院，罗家住高楼，总共七间，三间为作业、会客、餐厅。院内的隶属房为秘书和公勤人员寓居。他家人口众多，一个孩子已作业，独立日子，七个孩子上学，一个勇士子女(邓发之女)也在上学。五个亲属，加上他们两口子，最多时有16口人。1953年实施工薪制，他是行政四级，月薪400元。他又是司令员，大军区级，本可拿戎行较高薪水。但他以作业在公安部为由，坚持拿当地薪酬。他的夫人郝治平行政十二级，月薪200元，全家每月日子开支及膏火、服装和日杂开支，所剩无几。他常穿有补丁的内衣，孩子们的衣服多是“大的穿过小的穿”。他从未接受过组织上的特殊照顾，也从未收过部下的奉送。他为人热心，常自费请熟识的搭档到饭馆吃饭。他有一个妹妹在四川老家，偶然也给些经济援助，但他，对他人提出组织子女作业的要求时坚决回绝。他到外地调查时，要求秘书吃饭要付饭钱，别糟蹋，不要搞特殊化。可以精确的看出，他家的日子和正常人的日子水平没有一点差异。

　　人的眼睛里容不了一粒尘埃，罗瑞卿胸中容不下一点糜烂。他嫉腐如仇，毫不手软。1952年“三反”运动，公安部揭露“行政处长宋德贵”有严峻行为。通过专案检查，证据确凿，通过法院审理，判处死刑。合理大会公判前夕，我接到一个电话，反映宋德贵在赤军“东征”时作战有功，负过伤。我不敢慢待，马上向他反映。他听我说完，脸色变得非常严峻，当即招集公安部“党组”同志开会，说枪决宋德贵，是党组同志“团体”讨论决定的，并经法院审判、定案的。现在有人不坚定，说宋德贵东征有功，负过伤，他的功再大，比得过刘青山和张子善吗？党组同志赞同罗瑞卿的定见，决计已下，不该不坚定。我其时虽较为尴尬，但对罗瑞卿嫉“腐”如仇的精力有了深入的形象。

　　罗瑞卿在担任公安部部长时，是法律的领导同志，也是遵法的一般公民。有一次，他和两位搭档去火车站接人，因为时刻晚了，随行的搭档来不及买票，便带着罗瑞卿直接到了检票口，对检票员说了句，咱们是公安部的，来接客人，便进了站。在回来的路上，罗瑞卿想起了进站的情形，遽然问道：“咱们进站买票了吗？”随行搭档摇了摇头。等把客人送到住处之后，罗瑞卿当即对随行搭档说：“你现在马上去车站，补交三张票钱，公安人员应作为遵法的榜样，不能有特权思维，要知道我国古人有一句话叫：不以恶小而为之，不以善小而不为，要防微杜渐嘛。”

　　有一次苏联参谋伊凡诺夫由莫斯科经乌鲁木齐到北京时，在乌鲁木齐拉了一些哈密瓜，请人送给罗瑞卿。罗瑞卿当即叮咛转送给病号。有时，南边一些省市送来一些时鲜果品，他总是一方面让送礼的人往后不要再送，一面将东西送到医院去。1957年冬，罗瑞卿去苏联拜访，苏联国家安全委员送给他一台落地式收音机，他回来时，当即给了机关团委，供他们展开机关文化娱乐活动之用。在全国第九次公安会议期间，有些当地代表带来了一些苹果、葡萄等土特产，罗瑞卿在大会上宣告：“各地带来的东西，一概带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