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建于1915年的上海商业储备银行（行内后多简称其为“上海银行”）初建时很不起眼，曾被人讥为“小小银行”、“小上海银行”和“平民银行”。说其小，是因为其规模太小，只有十万元资本金；并且人数也少，从总经理到普通行员仅七人。然而仅仅十年，这家“小小银行”就与浙江兴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并驾齐驱，跻身江浙财团“南三行”。至全面抗战前夕，该行的存款额一度位居全国私营银行之首，还在上海宁波路50号建起了一幢七层大厦，在全国各地设立了88处分支机构。

  一家“小小银行”快速地发展成为“南三行”的龙头，这当中离不开创建人之一——陈光甫的功劳。陈光甫，江苏镇江人，1881年出生，早年入读私塾，后去一家报关行当学徒。其间刻苦学习英文，后入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商学院。回国后投身银行业，先后任江苏银行总经理、江苏银行监督。1915年，三十四岁的陈光甫与庄得之（常州人，信义洋行买办，清末洋务派大臣盛宣怀的妻弟）等人，共同创建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任总经理。

  清末民初，金融业被两大势力把持——本土的钱庄和西方的银行。钱庄历史悠远长久，与商业和商人之间关系紧密。国内的丝、茶等传统行业从采购、加工到销售等所有的环节，都有钱庄资金为之融通。可以说，钱庄与传统商业相辅相成，但自身存在很明显弱点，主要是在体制上缺乏积累资金和资本的需求，其授信业务只有信用放款而没有抵押贷款，自身资金不足却竭力扩张信用，导致资产金额来源与运用存在结构上的矛盾，缺乏风险保障。相比本土钱庄，银行是舶来品。1845年，英国占领香港仅三年后，英商丽如银行就在港设立分行，在广州设立分理处。这是中国境内出现的第一家现代意义上的银行。外资银行主要承担两方面角色，一方面开展贸易需要的国际汇兑结算业务，其服务对象主要是各类洋行；另一方面经手清政府的巨额政治性借款和铁路借款。

  无论是本土钱庄还是西方银行，它们的共同点是，其客户以政府、富商巨贾和洋人为主，未能满足社会中间阶层与百姓的金融需求。陈光甫敏锐地嗅觉出其中的商机，他确立了“服务社会、服务大众”的宗旨，将服务对象聚焦在手中有闲置资金的一般中产和老百姓。尽管他们手中没有巨额资金，不能指望通过一笔巨款就能充实资本，但这些小额储蓄可以积少成多，且相对来说比较稳定，更加有助于资金运作，有助于弥补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资本金不足的缺陷。在具体经营上，他提出了“从小处做起，为人所不屑”、“人争近利，我图远劳”的原则，并将这一经营原则贯穿到各个业务环节。所谓“从小处做起，为人所不屑”，陈光甫率先面向大众，开办一元钱存折（即一元钱即可开立账户），此举降低了银行开户的门槛，以集腋成裘的方式汇聚中小企业和社会上的闲散小额资金。

  所谓“人争近利，我图远劳”，陈光甫不仅将目光投向当下，更投向未来。1916年，成立仅一年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成立了学生服务处，一方面吸收学生储蓄，另一方面替学校收取学生学费和食宿费。同样，为了拉近与客户的距离，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还不惜工本，印制年历、制作皮夹来回馈客户，以便联络感情，从而增进客户与银行之间的亲近感。“服务社会、服务民众”所取得的时效是显著的，它使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在较短时间内获得了市民的信任，银行储蓄存款大幅度的提高，自身实力有了显著提高。该行的存款额从1915年末的57万元增至1926年的3244万元，到1936年底，该行已拥有储户15.7万户，其中有不少是十年以上的老储户，储蓄存款达3800万元。

  上世纪初至20年代，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迎来了一度迅猛发展的黄金机会，西方列强忙于一战，放松了对中国市场的控制，中国的原材料、工业品生产迎来了相当的增幅，民族资产阶级获利颇丰，亏损极少。上海银行业也间接迎来了发展良机，对公贷款坏账率极低。在这样的背景下，陈光甫将贷款集中在长三角地区发展最为迅速的行业，主要向上海、无锡、南通、芜湖、蚌埠等地的纱厂和面粉厂贷款。著名实业家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张謇等，都是该行的放款大户。随着个人储蓄的增多，该行实力慢慢地加强，对外放款的力度也日渐增多。在全面抗战时期，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存款已超过亿元，放款的户头中对公客户超过2000户，其中较大的工厂单位超过200户，放款金额超过4000万元。

  除了通过存贷款息差获利外，陈光甫“辅助工商”的另一目的是扩充银行股本。陈光甫深知，要扩充银行资本，除了吸引中小储户的资金外，还要积极吸引工商业主入股。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开业十年来，股本扩充很快，从1915年开业之初的10万元猛增到1919年的100万元，在这100万股本中，工商业主占股49.7%，远超别的行业（金融家占10.2%，政客占8.1%，买办占7.5%）所占股本。

  首先，他将储备充足的资金作为立行之本。资金是任何银行赖以生存发展的“命根子”，若发生挤兑，就有破产倒闭的灭顶之灾。为此，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除了必要的证券、股票等储备外，还保持了充分的现金，其中现金与存款的比例一般为40%以上，以便储户随时提取现款。

  其次，陈光甫主动选择不发行自己的货币。在民国初年，货币发行权是一家银行盈利的重要方式。各行为了谋取暴利，竞相发行货币，有的竟向“商办各印刷局承印货币”，“甚至行用石印铜版纸币，流弊所及，遂至伪发滥造，漫无稽考”。如此一来，各中小银行发行的钞票信用一落千丈，不仅严重损害了钞票持有人的利益，也使银行声誉受损，信用扫地。为此，陈光甫决定不再自行申请发行钞票，而是向当时信用最佳、资本最雄厚的中国银行领用银行兑换券，从而维护了本行的信用。

  最后，陈光甫还不惜牺牲眼前利益以确保银行信用。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迅速建立南京国民政府，国内政局出现短暂的宁汉对立局面，武汉国民政府为了集中现金，摆脱经济困境，颁布停兑令，这一举措使得武汉当局发行的汉钞急剧贬值，市价仅有原先的一折有余。值此危难时期，为使本行信用不受损失，陈光甫下令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不执行停兑令，继续支付现金，规定凡停兑前存入的存款一律如数支付现金，停兑后存入的钞票按存款之日的钞票市价支付。尽管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为此多支付了200万元现金，损失巨大，但却维护了自身信用。

  一家“小小银行”竟然跃升为全国数一数二的大型商业银行，总经理陈光甫功不可没，其经营理念颇有可取之处。

  其一，陈光甫格外的重视服务，将其贯穿于整个银行业务的全流程。陈光甫提出“服务社会、服务平民”的口号并不是一句空话，而是融入到经营管理各环节。作为总经理，陈光甫在各种讲话中将客户比作“衣食父母”，要求全体职员在工作中务必做到以下几点。一是仪容整洁、热情待客。他说，“对于本行顾客，无论何界中人或是乡愚妇女，应谦恭和悦竭诚招待”，“无论贫贱，视同一律”，他严禁行员得罪客户，规定：如有与顾客吵架者，不问是非曲直，一律开除。二是处理业务要认真礼貌。他说：“如抄结单给客户，必须行列整齐，内容清晰，使客户乐于核闻”，否则“满纸涂鸦，顾客随之弃置一隅，不愿详阅，且对本行发生不好印象”。三是业务娴熟，力求手续简便、收付敏捷。对于主要存户的存款余额要心里有数，对于支票上的签字，要做到一看就知真伪，不必验对所留模式，以免客户久等。四是严禁上班时间抽烟、看报，应以“全副精神接待顾客，得社会之好感”。这些要求有的未免太过苛刻，却是服务行业应该恪守的准则。

  其二，陈光甫开创了银行业混业经营的模式。创立之初，陈光甫一心想参照英国商业银行的模式，专门经营商业金融。但随着银行的发展，这种专营银行的模式慢慢的变成为逐步发展的桎梏。他深感这种专营模式经营路径狭窄，经营事物的规模小，难以求得逐步发展。于是，他开始脱离正统的英国专业银行模式，改为美国银行开创的所谓“百货商店式”的经营方法，开创了一系列关联企业，诸如中国旅行社、宝丰保险公司、大业贸易公司及仓库、招待所、打包厂等。这些关联企业一方面拓展了银行的经营事物的规模，使银行在吸引存款后不至于“趴账”，而能迅速流向经营实体，并且在流通中获得丰厚利润，从而反哺银行。另一方面这些实体也扩大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社会接触面，提升了整体影响力。恰如陈光甫所言，“旅行社是先锋队，银行是主力军，仓库是辎重队”。他认为，在这一些行业当中，旅行社的影响力尤其重要，“此种服务（旅行社）的宣传很大，人知旅行社，即知上海银行”。这种混业经营的模式贴合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经济发展的现状，从而获得了快速发展。

  其三，陈光甫管理艺术中充满了东西方人情与法理的结合。银行的发展，除了拓展外部业务外，其核心是内部管理。陈光甫说：“银行真正的力量在于人事之健全制度”。在他的主持下，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建立了一套恩威并施、宽柔相济的人事制度。一方面，他建立了一套严格的科层体系，《上海银行行员待遇规则》共有8章71条，将行员分为职员、办事员、助员、试用助员四级，除试用助员外，其他各级又分为三等三级，超等职员月薪高达380元，超过了当时的一般教授，初级试用员最低仅30元，每年年终对行员进行考核，作为提级加薪或是处罚的依据，对于“凡庸不堪造就者，严格辞退”。另一方面，他又建立了柔性的制度，提出“银行是我，我是银行”的口号，将职员与银行密切相连，“使大我小我化为一体”，形成“行兴我兴，行败我败”的局面，以此调动职工的热情和积极性。为此，他采取了吸收职工入股的方法，变职工为银行股东。面对上世纪20年代汹涌澎湃的工人运动，陈光甫戏称这是“人民资本主义”，“全体都是资本家”。所以，每当银行扩股时，陈光甫就积极动员员工入股，并订立《行员认股办法》，规定职工按工作年限和薪水高低决定认股份额。对于家庭负担较重的员工，银行还为他们提供低息贷款，分五年还清。1930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增资50万元，其中一半就来自职工募股。

  其四，陈光甫在经营管理中贯彻了现代商业社会中信息服务至上的原则。他要求“放款人员一定明了国内外经济动态，对于工商行业之信用程度及其经营方法，有深切之了解。”为此，他在行内专门设立了调查部，从事顾客信用调查和经济调查，确保放款资金的最佳流向和安全。他在信用调查时主要注重三个C字：Capital（资本）、Capability（能力）和Character（人格）。他要求放款人员要及时了解贷款客户的营业状况及资产信用。经济调查则侧重于调查国内外财政、金融、货币、生产、消费、物价、商情等方面的情况，银行决策者即按照调查部提供的信息资料，确定“货物押款之伸缩，一业一户放款数量之进退”，“使一举一动皆与商情合拍”，从而建立了一套有效的决策机制。在决策过程中，决策者的素质至关重要。因而，陈光甫十分重视决策人员素质的提高。他认为，银行经营管理者必须上通天文、下知地理，掌握经济学、历史学、世界政治及各种实业常识，他本人博览群书，以求“输入新知，增加学识”。对各地分支经理，除了要求他们不断学习外，还提供旅费，让他们每年外出游览一月，“藉以放宽眼光，增加知识”。

  尽管在商场纵横捭阖并终生游走于政治边缘，但陈光甫的一生终难以摆脱现实政治的影响。在经历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相对平稳的发展期后，国内外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七七事变爆发后，相对和平发展的环境就此终结，中国陷入了全面战争与变乱的时期，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这家小小银行赖以生存的和平环境消失后，陈光甫以商人身份参与外交，洽谈“桐油借款”和“华锡借款”，为中国抗战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抗战胜利后，陈光甫始终在国共两党之间摇摆不定。解放前夕，他既不愿去台，也无意北上。1950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实现公私合营，仍推陈为董事长，陈光甫派内侄、原香港分行经理到北京参加会议；同时，他把香港分行更名为“上海商业银行”，向港英当局注册，从此与大陆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渐行渐远。1954年，他在台北复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行，继续自己的金融事业，复业后的上海银行营业至今。1965年，陈光甫到台湾定居。1976年，他以96岁的高龄与世长辞。

  “不变随缘，随缘不变”——这是章士钊送给陈光甫的一副对联，这概括了这位民国金融家身处乱世的经营之道，也体现了其一生的处世哲学。在波谲云诡的民国时代，陈光甫坚守银行家的职分，一生致力于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经营发展，可谓“不变随缘”。但同时，他与政治保持一定距离，无论何种派系拉拢，他从始至终保持若即若离的姿态，可谓“随缘不变”。作为银行家，他的“服务社会、服务平民”“信用为本”“辅助工商”的经营哲学，帮助这家“小小银行”在乱世中屹立不倒，为孱弱的民国工商业输入了金融活血，这堪称其最大的历史贡献，也是值得被后世铭记的闪光点。